○李盛涛
　　《远方，亦或是脚下：一位乡村教师的情思》是滨州作家赵兴国2024年出版的散文集，记录了他20余年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探索与文化思考，其中乡土题材散文可圈可点。赵兴国在对过往乡土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凝练出了具有审美标识性的“耕牛”意象，并借此表达独属于他的乡愁记忆和文明怀旧。
　　“耕牛”意象的审美特征
　　赵兴国善于通过创作“意象”表情达意，尽管意象属于言说诗歌的理论范畴，但同样适于散文创作。赵兴国善用动物构成的意象群落，如“饿狼一般”的五爷爷、胸中燃烧的野火“如一头怪兽”（《在原野上》）、当闻到炝锅面时浑身每个细胞“好像笼中饥饿的野兽”（《温暖的灯光》），这些动物属性的意象很好地表现了用词的夸张和情感体验的强烈，体现着赵兴国作为男性作者话语修辞的外向、张扬、刚猛与狂野。甚至可以说，赵兴国用词有点儿“凶狠”，他将可塑性极强的语言能指符号凝聚成具象化、攻击性的野兽意象。
　　当然，赵兴国的造“意”取“象”绝非仅限于动物范畴，有时也取自植物，且有“惊艳之举”。如在《牛命》中，赵兴国将母亲形容为“一棵缓缓行走的老枣树”，这里的“老枣树”显然是个极具审美张力和情感内涵的意象，将自然性、人文性、风俗性和地域性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起到了既朴实敦厚又隽永深远的表意效果。可见，赵兴国是善于运用意象增强表意效果的。
　　从这种修辞的价值取向来看，“耕牛”意象在赵兴国散文中不断出现，并成为较为凝固的审美形态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只记得父亲说年轻时的五爷爷壮得跟牛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牛命》）“看着父亲不紧不慢干活的样子，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拖曳着沉重的犁铧，耕耘土地的耕牛。”（《稻穗低着头想春天的事情》），赵兴国对“耕牛”意象的反复皴染使其成为散文中最核心的意象形式。
　　更重要的是，“耕牛”在赵兴国的散文中不仅是意象形式，更类似一种精神图腾。在《牛命》中，赵兴国借五爷爷之口为耕牛杜撰了一个神话传说——耕牛是天界牛神，被玉皇大帝哄骗到凡间帮助人们度过苦难的，作品中写道：“去吧，让你天天吃炸（铡）的，没事扛着一根弯弯棍儿（牛梭头——笔者注）。”这里，尽管有关牛神故事的叙述话语有点儿荒诞、诙谐，缺乏神话的庄重与仪式感，但以满含乡间智慧和民间伦理的形式表达了赵兴国对“耕牛”生命形态的情感升华。可以说，作为赵兴国心目中精神图腾的“耕牛”意象已成为他个人审美精神图谱中的较为固定的结构形态。
　　“耕牛”意象：父亲生命形态的具象表达
　　实际上，在赵兴国的散文中，“耕牛”意象已成为父亲生命形态的审美替代物。在赵兴国的散文创作中，父亲形象是他浓墨重彩加以表现的乡土生命形式。《一个牛梭头有多重》写“我”因弄坏牛梭头被父亲痛打、父亲重新制作牛梭头的故事；《麦穗低着头想春天的故事》写父亲像耕牛一样将废弃窑厂变为良田；《父亲走在冬天的风里》写父亲和牛拉土填湾八九年之久；《牛命》借父亲打理没了牛的牛棚，表现父亲对土地的留念和父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落寞与悲凉……所有这些散文，无不表现父亲的沉默、勤劳、顽强、坚韧的精神品格。
　　在父亲心目中，牛就是他的“战友”。在《一个牛梭头有多重》中，父亲制作了新的牛梭头，赵兴国写道：“这是他亲手为他的‘战友’打造的武器，他的‘战友’曾扛着它，和它并肩拖曳着沉重的日子，风里来，雨里去。”在精神深处，赵兴国把父亲和耕牛进行了价值的同构处理，作品还写道：“看着父亲扛着牛梭头的样子，我感觉很滑稽，可那嘲弄轻视的芽芽还没有露出头，一股不知从哪里涌来的辛酸的潮水就吞没了我。父亲肩头上，不就真的压着一个重重的看不见的牛梭头？那后面拖拽着的，除了困苦的日子，还有倔强的信念和对命运不屈的抗争。”这里，“耕牛”意象既是赵兴国对父亲生命形态的顶礼膜拜，也闪现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精神品质之光。
　　不仅如此，赵兴国的“耕牛”意象也有点儿自况化意味。在《牛命》中，写父亲将“我”曾经的婚房做成了牛棚，赵兴国写道：“看来，我父亲眼里，牛和我也差不了多少。”这里，“现在的牛棚”和“曾经的婚房”进行了移形换位和价值勾连，隐含了耕牛和主体生命的深刻关联。但是，这种将“婚房”和“牛棚”移形换位的主导者是父亲，而“我”只是被动的承受者。况且，“我和牛也差不了多少”，也仅仅是在“我父亲眼里”，这便在无意识中透露了赵兴国对“耕牛”意象进行自况化的拒绝，因昔日为上大学而卖掉黄牛的事情让“我”的内心体验非常复杂，但赵兴国此处留白了，作品写道：“没有了大黄的牛棚，是那么大，那样空。”这种复杂隐晦、秘而不宣的心理让赵兴国始终对“耕牛”的生命形态保持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既是现代文明的当代主体与传统乡土文化人格的距离，也是赵兴国在批判与反思背后对乡土文化情感认同的微妙抵触。
　　在当下现代化进程视野下，“耕牛”作为曾经的生产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一种传统的、业已消失的生产资料，这也决定了其隐喻形象（即：父亲的生命形态）的传统性和历史性。赵兴国更多是把父亲置于传统历史时段之内，以饱含浓郁情感的笔墨写出了父亲的美好品质，也增强了父亲这一形象作为传统乡土世界农民形象的代表性。
　　精神的疼痛与“耕牛”意象的生成
　　赵兴国为何热衷于“耕牛”意象的营造？深究其因，也许有赖于他对人、地关系的独特思考。人、地关系是乡土散文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于身处四线城市的赵兴国而言，乡土对于他不仅是年少时的成长环境和现在仍可踏足的故土，更是一种审美形态和想象构成物。简言之，赵兴国把人、地关系想象为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征服关系或敌对关系。例如，在《蹀躞在岁月原野上的身影》中，赵兴国将麦收视作“人类和自然之间的遭遇战”；在《锄禾》中，他将锄禾写作“铁锄在和泥土草茎间殊死的搏斗”……在赵兴国笔下，人、地关系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既没有将土地视为地母盖亚式的尊敬与膜拜，也未将其作为极富生态性的乡村田园，而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以命相搏的生存关系。
　　为何赵兴国如此理解人、地关系？也许来自他年少的疼痛记忆。在《牛命》中，写“我”因踩倒一棵玉米而被父亲鞭打，他写道：“至今，我的小腿上还留着一道疤痕，那是父亲用鞭子打的。”在《一个牛梭头有多重》中写因“我”弄坏牛梭头而被父亲痛打。可以说，这两篇散文隐秘揭示了赵兴国散文创作的深层动因——源自一种疼痛记忆。当然这种疼痛记忆既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在《在原野上》中，赵兴国写到自己因高考落榜、复课接连失败而被村里人认为是“戳狗牙没出息的东西”，这让“我”“每每想起，心里还是会泛起一股极深极深的痛。”甚至让“我”极度自卑。赵兴国的这种疼痛表面上来自与牛相关的偶然性生活事件，实则是过去苦难的乡土生活带给他的必然伤害。
　　对赵兴国而言，疼痛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他对乡土世界疼痛的感受也时常流淌在散文的字里行间。在《一头牛和一个人的偶然和必然》中，当我想起“大憨哥”时，赵兴国写道：“就在‘大憨哥’三个字跳入我眼睛的时候，我的世界开始了变化前的第一次‘宫缩’。”赵兴国用女性身体的“宫缩”疼痛来表达此时自己的痛苦感受。赵兴国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看作“是一根浸满了鄙视的鞭子，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原野上》）；在父亲失眠时，赵兴国这样写道：“土炕长满了尖牙，啃咬得父亲在上面翻来覆去滚了一夜。”（《一个牛梭头有多重》）；赵兴国这样写昔日贫穷日子：“农人的日子被贫穷这把锋利的锄头收拾得近乎残酷的简单。”（《老三爷爷和他的搪瓷缸子》）；他这样写当年复课时冬夜的寒冷：“从教室里出来，四下里冷飕飕的，冬的利爪把它能触及的一切都砍削、挤压到极限。”（《温暖的风光》）……这些修辞，无不是赵兴国疼痛感受和体验的无意识外溢，构成了话语能指层面与价值层面的“草蛇灰线”与“遥相呼应”。
　　从本质上说，这种疼痛记忆是乡土世界的生活环境带给赵兴国的生存记忆与审美感受，是整个少年时代乡土生活的艰辛、贫困、苦难、残缺甚至是宿命般无法改变的无力感带给他的伤害，这让赵兴国笔下的乡土世界更多是异己性的存在对象，这也是为什么赵兴国的散文用词看似有点儿“凶狠”的深层次原因。
　　总之，赵兴国对“耕牛”意象的反复运用已使其成为他散文创作中较为稳固的核心意象。“耕牛”意象体现着赵兴国对过去某一历史时段乡土世界及其生命形态的生存体验与审美判断，也是他身处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文明怀旧式的乡愁书写。